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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中的劳动权应具有可诉性

 
2018-11-09 10:30  来源:江苏法制报  作者:薛 专 周 君 王小敏  阅读: 次  打印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律的法律。传统理论认为,宪法具有不可诉性,其所孕育的精神与价值取向只能通过其下位法去实现,宪法条文不能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直接适用。根据这一理论,《宪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虽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将“劳动”作为基本权利赋予每一位公民,但宪法上的劳动权“并不是一项具有具体意义的权利而是一种抽象权利,即任何公民均不能直接依据宪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向国家提出提供就业或就业机会的请求。”这种观点看似言之凿凿,实则陷入逻辑上之悖论,一方面,宪法作为根本之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效力,任何法律均不得与之相违背;另一方面,当宪法赋予公民的某项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公民却不能据此得到宪法或法律上的救济,这一结果显然与其效力相矛盾,与其规定基本权利的本意相背离。

从宪法的性质看,宪法在私法领域应当具有可诉性。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它的出现被公认为“是强调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制,给予公民以最大限度自由的强制性规范。”也就是说,宪法的核心或本意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要防止国家机关和个人权力的膨胀,就必须保障宪法的可诉性,使宪法成为民众维权的有力武器,而非是权力机关手中的控制工具。

从我国司法实践看,宪法迟迟不能进入私法领域作为判案的依据,主要受一个“批复”的影响。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刑事判决中不宜引用宪法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的批复》,虽然该《批复》没有排除在民商事、行政审判中适用宪法规范的可能性,但此后,地方各级法院在具体司法裁判活动中,形成了宪法不能直接适用的惯例。

改革开放40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日臻完善,司法机关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在民事案件适用宪法基本权利条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20017月,最高人民法院对齐玉苓诉陈晓琪侵害姓名权、受教育权案作出《关于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此案被学界称为建国后宪法进入私法“第一案”,在司法制度层面标志性、象征性地解决我国宪法的可诉性问题。

宪法上的劳动权作为与受教育权同等地位的基本权利,应当承认其可诉性,以多元化的救济手段应对来自国家、雇主或他人的侵权行为,从而为劳动者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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